“与许广平这位广东女性的结合，对鲁迅后期的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段爱情生活给了他精神上的巨大支持和力量，使他在其后10年的创作量超过了前20年的总和。”——鲁迅被称为广州的“姑爷”，广州不仅是鲁迅在世界观上产生重大转变之地，更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重镇。

　　明日上午，从1976年正式调入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工作、研究了鲁迅足足26年的全国政协委员、鲁迅博物馆原副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陈漱渝将在“广州讲坛”第五讲上细述当前鲁迅研究的热点问题。昨日，这位国内鲁迅研究领域公认的学术权威，和记者细聊了这个影响了他一生的伟人。与广州结下不解缘的鲁迅，其爱情中许多动人的细节至今鲜为人知。

　　“两地书”难解相思之苦：北京西城第八女子中学，这座当年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是当年鲁迅和许广平邂逅之地。“但是广州才是两人公开恋爱关系之地。1927年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的鲁迅除被广州的学术和革命氛围吸引外，实际上也是被爱情吸引过来的。”陈漱渝说，1926年两人曾商定，鲁迅到厦门工作两年，许广平到广州当助教，以解决经济上的问题。但是陷入热恋的鲁迅在一轮“两地书”后仍无法忍受相思之苦，结果把两年压成了一年，后来又压成了半年，1927年1月他便来到了广州与许广平相聚，也因此做了一个广州的“姑爷”。

　　鲁迅在厦门时可谓受尽相思煎熬，这位今人眼中的伟人，当年为了爱情也曾显露很多惊人的“浪漫情怀”。陈漱渝说，那时邮递员都是早上收信投递的，鲁迅在晚上写完情书后，完全可以第二天早上才投进邮箱，但鲁迅总是迫不及待地连夜去投，他在深夜越过铁栅栏投信的身影让人记忆犹深。而文人鲁迅竟曾在厦门用棒子和一头猪搏斗的“逸事”至今让很多人费解，原来——那头猪曾咬过鲁迅门前一株厦门独有的“相思树”。

　　广州爱恋造就悲情《伤逝》：近年来有关名人的婚恋秘事在学术领域被炒得沸沸扬扬，最近一篇关于鲁迅和许广平在广州白云楼“第一次亲密接触”的考证文章就引起了一些鲁迅研究者的愤怒。对此陈漱渝表示，他并不反对研究作家的婚恋生活，“婚恋生活毕竟是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对作家的创作是有很大影响的。这类研究如果做得好而不庸俗化，是很动人的，而且往往它们是解读名家作品的关键。”“假如不了解鲁迅这一段热恋的经历，怎么理解惯于写作战斗文字的他忽然冒出《伤逝》这样的感性文字来？”

　　事实上，和许广平这样一位广州女性相恋，对鲁迅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他与许广平在广州正式开始的“十年携手共艰危”生涯，给了他精神上的巨大支持和力量，也使他迎来了人生最旺盛的创作阶段，这10年里他的作品比前20年的总和还多。

　　受广州方言影响拟写《包围新论》：陈漱渝说，鲁迅还特意写过一篇《如此广州》，他认为广州人迷信风气过盛，但是广州人却蕴涵着一种很认真的精神，这点非常可贵，因为当时中国人的国民性里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马虎”。1927年，鲁迅还受广州方言词“猛人”（名人、阔人）的启发，打算写一篇《包围新论》的杂文，揭露那些爱聚集在“猛人”周围狐假虎威，对上代表民意对下代表官意的“害人精”，并拟好了提纲。“可惜最后他没有写成。”

　　新版《鲁迅全集》明年问世：陈漱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有关鲁迅著作的三大“部头”将在明年问世。

　　其一是新版的《鲁迅全集》。1981年版《鲁迅全集》被公认为“搜罗较完备、校勘较精确、注释较详尽”的一个版本，但其中还是有部分疑点和错误。这些错误在新版中都将一一作出修正。而在1981年版中未曾收录的鲁迅著作，包括杂文、书信、联语、诗歌等以及近年来发现的鲁迅翻译作品等共计50多万字，都将收录在新版中。

　　此外，重版的《鲁迅佚文集》也将在明年推出。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部特意编写的《鲁迅大辞典》。“鲁迅的著作是一本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其中涉及到很多特有名词，为了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我们深感有编写辞典的必要。”在这本辞典中，很多词语都被赋予了特殊的注解，譬如“胡适”也不是一个人名那么简单，下面是他和鲁迅的交往以及鲁迅对他的评价等内容。

　　鲁迅的死因成谜：有关鲁迅的死因之谜，陈漱渝说，在1950年，鲁迅弟弟周建人就曾写过一篇《鲁迅之死疑须藤五百三所误》的文章，提出因为当时鲁迅的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诊断书描述和鲁迅日记不符，而且须藤曾参加过一个有右翼色彩的退伍军人组织，怀疑他是致死鲁迅的凶手。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一位叫纪维周的人也撰文重提周建人的观点。

　　陈漱渝认为，“误诊”和“谋杀”是两个概念，作结论必须审慎，没有明显证据证明须藤蓄意致死鲁迅。他说，已到肺病晚期的鲁迅，被美国医生断定活不过51岁，却在日本医生手上活到56岁，“在今天而言，鲁迅是一位‘抗癌明星’式的人物了！”

　　“稀里糊涂”成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说，这一生对他影响最大的人是鲁迅，对他影响最大的书是《鲁迅全集》。吃了一辈子“鲁迅饭”的他自称对此无怨无悔。

　　“研究鲁迅是我一生的精神支柱。”陈漱渝笑说。他与鲁迅结缘是从1962年他毕业分配到北京西城第八女子中学开始的，“这座当年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就是当年鲁迅和许广平邂逅之地。”

　　“文革”中他无端蒙受奇耻大辱。窗外，鲁迅笔下那棵著名的枣树闯入眼帘，促他思考如何在屈辱中求生。“这株枣树被打枣的竿捎抽打得遍体鳞伤，然而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鲁迅《野草·秋夜》）”。他从在鲁迅著作中找到了支撑自己的精神脊梁，而且“稀里糊涂地逐渐成为所谓的‘鲁迅研究专家’”。